端午文物看天博

清咸丰三年提督湖北(húběi)总兵官印银印。 《斗草图》，作者为(wèi)清代包栋。 以上图片均为天津博物馆提供(tígōng) 楼台亭榭、宏伟拱桥、龙舟小艇及众多(zhòngduō)人物聚于(jùyú)图上，界画严整，笔触细致；虽人小如蚁，细看比例恰当，且姿态各异；龙舟左突右进的空间安排，营造出争标的激烈紧张气氛……这幅收藏于天津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《金明池争标图》，传为(wèi)北宋画家张择端所作，是一幅绢本设色风俗画(fēngsúhuà)，展现(zhǎnxiàn)了北宋年间端午龙舟竞渡的场景。 端午临中夏，时清日复长。作为我国首个入选人类非(fēi)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传统节日，端午节承载着(zhe)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脉和深沉的家国情怀(qínghuái)。据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(yánjiūbù)副主任李君(lǐjūn)介绍，天津博物馆馆藏丰富，与端午相关的文物主要集中在书画、玉器、青铜器、玺印、瓷器等类别。 其中相关的(de)(de)字画较多。这幅纵61.2厘米、横29.8厘米，清人陈撰所作的《屈原(qūyuán)图轴》，用水墨勾勒出屈原仰首向天的孤影，衣袂飘逸间尽显“路漫漫其修远兮(lùmànmànqíxiūyuǎnxī)”的坚贞(jiānzhēn)气节，正是端午节人文精神的艺术化表达，饱含对屈原的追慕之情。画作落款“己酉午日玉几写”，点明创作于端午。 清人(qīngrén)包栋的(de)《斗草图》，描绘(miáohuì)女子(nǚzǐ)文斗花草的雅趣，画面中草木(cǎomù)繁盛，衣纹细腻，生动再现端午“斗百草”的游戏。清人钱慧安的《鹿门采药图》则取材庞德公归隐典故，画面上一翁一妇牵着一只鹿行于山中采药，以鹿鸣山涧之景，暗合古人端午采药辟邪的习俗。清人任颐的《钟馗图轴》，以凌厉笔触刻画钟馗怒斩小鬼的威仪，呼应端午“悬钟馗像”的辟邪传统。清人边寿民的《墨戏卷》题写“艾叶充兰佩(chōnglánpèi)”，以艾草菖蒲入画，呼应民间“清明插柳，端午插艾(chāài)”的习俗…… 李君认为，端午起源与龙图腾崇拜渊源深厚。天津博物馆收藏的红山文化玉猪(yùzhū)龙、西周(xīzhōu)夔纹铜禁均为国家一级(guójiāyījí)文物，玉猪龙作为红山先民的祭祀圣物，其猪首龙身的造型(zàoxíng)新颖别致，铜禁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宴飨时摆放卣、尊等盛酒器皿的几案，天津博物馆这件是传世三件铜禁中最大的一件，且镌有(yǒu)龙纹，极其珍贵。 “五月五丙午，火遂可取天火(tiānhuǒ)，除不祥(bùxiáng)兮。”“宜子先(孙)，君子宜之，长乐未央(chánglèwèiyāng)。”……这是国家一级文物“汉五月五阳燧(铜器)”的(de)铭文。阳燧形似凹面镜，是周代始用(shǐyòng)的利用(lìyòng)太阳能取火的工具，也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。从《周礼》至北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等都有关于阳燧取火的记载。天津博物馆的这件文物是传世仅见的有铭阳燧，并且有使用过的痕迹，科学和历史价值都极高。 “古人信阴阳五行之说，五月阳气最盛，五月五行属火(shǔhuǒ)(shǔhuǒ)，丙与午于五行属火。因而古人认为在丙午日午时，一年的(de)阳气会达到极致。按照五行的角度，‘以火胜金’可以转祸为福(zhuǎnhuòwéifú)。纯阳时铸造的器物，会拥有太阳纯阳的力量，所以(suǒyǐ)铭文中强调可以驱除不祥，与端午祈福一脉相承。”天津博物馆馆长姚旸说。 清咸丰三年的提督湖北总兵官印银印是国家一级文物，背铸三台(sāntái)虎钮。钮右镌汉文楷书款两行：“提督湖北总兵官印礼部造”，钮左镌满文楷书三行释文。清代传世银质(yínzhì)官印很少，这枚授予湖北总兵向荣的银质官印，对(duì)研究我国近代史有着重要历史价值。“自古端午节有佩戴驱邪避祟之物(bìsuìzhīwù)的习俗(xísú)。古人认为虎可以镇祟辟邪(bìxié)(bìxié)、保佑安宁，因而端午节将艾虎作为装饰品。天津则有端午给孩子佩戴老虎褡裢的民俗，寓意免灾辟邪、祛病、平安吉祥。”李君认为，这方憨态可掬(hāntàikějū)的虎钮玺印，也寄寓着端午保佑安宁的美好祈愿。 天津博物馆的国家二级文物宋代井陉窑鹿纹瓷枕，则(zé)以(yǐ)“鹿角解”暗合夏至物候，展现端午与节气交融的养生智慧(zhìhuì)；清代慎德堂款粉彩龙舟图瓷盖碗上，绘有端午节龙舟竞渡、儿童嬉戏(xīxì)的生动场景……端午元素与不同类别的文物结合，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感受到端午文化，预示着(zhe)中华文脉源远流长、生生不息。 《人民日报》(2025年(nián)05月31日 第 08 版)